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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濤律師淺析民營企業家涉刑案件兼論民刑交叉法律實務

中國金融商報網   2019-04-08 14:5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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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隨著市場經濟的裂變,民營企業犯罪成為當前令人矚目的犯罪類型之一。而此類犯罪高企特別值得注意的原因之一是民事案件的刑事化處理。

3月12日上午,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部長通道”,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就涉產權、民營企業的冤假錯案問題答記者問時表示,張文中案是一個標桿性案件,十年前他被判處12年有期徒刑,在2018年5月31日被宣告無罪。下一步,我們將進一步加大力度,糾正冤錯案件。嚴格區分民事糾紛和犯罪案件,決不能把民事糾紛當成刑事案件來處理,決不能把民事責任轉化為刑事責任,決不能因為一些小的瑕疵和不規范行為而致民營企業和企業家于死地。

張文中案是一個典型的“民刑交叉”、把民事糾紛當成刑事案件來處理的案例。它反映了我們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存在著根深蒂固的“先刑后民”、“重刑輕民”思想,揭示了我們國家在立法環節現有法律體系不夠完備,在執法環節司法未能完全獨立、常違背法律確定性原則執法等一些現實問題。在司法實踐中,經濟糾紛一旦被刑事化處理,企業將面臨公司財產、銀行賬戶被凍結,無法正常運轉,這通常是致命的打擊。

有統計顯示,在民營企業家涉刑案件中經濟犯罪遙遙領先。因民涉刑、刑民交叉的刑事案件,較多的出現在經濟犯罪領域,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集資詐騙罪為代表。

淺析民營企業家涉刑案件

——兼論民刑交叉法律實務

文/孫濤律師

早年,我曾跟秦兵律師做房產業務,后來隨李莊老師轉向刑事領域,在多年的執業過程中我發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不少原本很簡單的一些民事案件,如果適用民商事領域的法律、法規去分析、處理,能達到平息訴訟解決糾紛的目的,可最后卻因各類因素,將普通的民事案件演變成刑事案件。

這種現象在民營企業家群體上表現得尤為突出。

作為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助推者,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帶動了堪稱世界奇跡的中國經濟崛起。截至2017年底,中國民營經濟占GDP的比重超過了60%,提供就業崗位超過80%,撐起了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然而,民營企業家的合法權益卻未能得到與之相匹配的應有保護,由于一些政策制定不到位、監管執行不到位、體制改革不到位,使民營企業發展出現了這樣那樣的困難,一些民營企業家因為經濟糾紛被羈押、被判刑的消息,則引發了其他企業家對于自己人身和財產安全的擔憂。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發現這一問題后,我便對自己的執業領域做出了一些調整,將民營企業家涉刑案件、民刑交叉法律問題作為了自己的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也是希望能和其他同道者一起,為企業家在財富和創新道路上安全前行、促進市場經濟法治建設不斷進步出一份力。

借用自身多年來對于民營企業家涉刑案件、民刑交叉法律問題積累的一些粗淺認識和體會來撰寫本文,進而與大家一同探討,所謂“事越辯越明,理越辯越清”。當然,作為一名律師,我不可能越俎代庖地從政治、經濟等角度去發表自己的觀點,我僅能從律師的業務領域發表淺顯之見。

我個人認為,一方面,民營企業關乎整個民族的未來,民營經濟的健康有序發展,不僅是撐起國民經濟發展的一根“大梁”,還能推動整個社會向著更崇尚自由、民主、平等的方向前進,歐洲的文藝復興、思想啟蒙運動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另一方面,民營企業作為普通的市場經濟主體,逐利是其天性,“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者利潤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在利益的驅使下,企業可能以身試法,踏入刑法雷區,特別是在法律體系不夠完備,何可為、何不可為的法律邊界不夠明晰的情況下,更容易陷入法律雷區。對此,我們應該用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些問題,特別是不能簡單地用道德標準對其進行衡量、評判,更不應拿著所謂的企業家精神去要求每個民營企業家。我們要尊重人與人、行業與行業之間的差異,包括各行業相對獨立的價值追求。面對民營企業家涉刑案件,應該保持冷靜、客觀、公正的態度去分析、評判。

下面,我就以物美集團張文中案為例,對民營企業家涉刑案件做一個淺顯的分析,希望能夠拋磚引玉,通過共同探討,使大家能夠“舉一反三”,更加客觀、公正、理性地去看待這一問題。

【案情回顧】

2002年初,物美集團以中國誠通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國有企業)下屬企業的名義,申報國債技改項目并獲得了3190萬元國債技改貼息資金。

2006年11月,物美集團創始人、董事長張文中被逮捕。

2008年10月9日,河北省衡水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張文中犯詐騙罪、單位行賄罪、挪用資金罪三項罪名,決定執行有期徒刑18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0萬元。

隨后張文中提出上訴。

2009年3月30日,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終審判決,決定對其執行有期徒刑12年,并處罰金人民幣50萬元。

在三項罪名中,令張文中獲刑最重的是詐騙罪。法院原審判決給出的依據是:根據規定,國債貼息資金是“重點扶持的是國有企業和國家控股的大型骨干企業”,作為民營企業的物美不具有申報主體資格,而張文中在知情的情況下仍舊偽裝成國企并分別以信息化和物流兩個項目獲得第八批國債貼息資金3190萬元,與當時的政策不符,構成詐騙罪。

針對公訴人的指控,張文中的辯護律師向法庭提供的證明材料則認為,當時國家經貿委的任何有關政策文件和檔案材料中都沒有明令禁止非國有企業申報這類國債貼息項目;同時,事實上在同一批國債貼息技改項目中也有至少另外五家非國有企業獲得了批準。

遺憾的是,在一審、二審中雖然該案爭議重重,律師也提出了有力的辯護意見,可張文中最后還是難逃囹圄之災。然而該案并沒有就此終結。張文中案引發了社會廣泛關注,張文中本人也獲得了中國企業家們的支持。

終于,在10年之后,張文中案迎來重大轉折。

2018年5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再審判決:物美集團在申報國債技改項目和使用國債技改貼息資金方面雖然存在一些不規范的行為,但原審被告人張文中等并無騙取國債貼息資金的故意和行為,不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因此,原判認定張文中、張偉春的行為構成詐騙罪,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錯誤,依法應予糾正。

沉冤昭雪!塵埃落定后的張文中此時已經66歲,面對改判,他不悲不喜,接受媒體采訪時,坦然地表示,“今天的這個案子早已不是我個人的事了,而是糾正民營企業涉產權案的第一個案子,也絕不是最后一個案子,應該是推進民營企業發展的新起點,也為民營企業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事實上,這次被最高院稱為具有標桿性意義的判決,是改革開放以來罕見的重大涉產權經濟案件平反。入選了由最高人民法院與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聯合舉辦的“2018年推動法治進程十大案件”。

【案件評析】

令張文中獲刑最重的是詐騙罪。

那么,我們先來看一下何為詐騙罪?據《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規定,詐騙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對該條規定通常的理解是,行為人以不法占有為目的實施欺詐行為,被害人因該行為產生錯誤判斷,又基于該錯誤判斷對自己財產進行處分,行為人取得財產,被害人遭受損失。

針對張文中案一、二審判決中認定他犯詐騙罪的主要理由是,作為民營企業的物美并無申請國債貼息技改資格,而張文中在知情的情況下仍舊偽裝成央企并獲得補貼。那么,套用上文中詐騙罪的構成邏輯,可以表述為,張文中明知自己的企業不具備申請資格,卻虛構事實,采用欺詐手段冒用其它企業之名,使審批部門產生錯誤判斷,又基于此錯誤判斷向物美發放了國債貼息技改資金,使國家財產遭受損失。按照這個犯罪構成的邏輯,看似嚴謹,實則經不起推敲。

首先,我們來說申請資格的問題。國家經貿委的文件只是提到了“重點扶持國有企業和國家控股的大型骨干企業”,并未完全排除民營企業的申請,并且同一批次的申請中還有另外五家非國有企業獲得了批準。由此可以看出,就申請主體資格而言,國家經貿委的相關文件并未做出明確的排他性規定。

其次,關于欺詐的問題。最高法給出的解釋是,相關政策性文件并未禁止民營企業參與申報國債技改貼息項目,且身為民營企業的物美集團于2002年申報國債技改補貼項目,符合國家當時的國債技改貼息政策。物美集團雖借用了誠通公司的名義,但一直是以真實企業名稱申請國債技改項目,并沒有隱瞞其民營企業的性質,也未使負責審批的主管部門對此產生錯誤認識。

最后,再看是否使國家財產遭受損失的問題。項目獲得批準后,物美集團信息化項目已經按照規定完成80%,相關款項雖然沒有完全做到專款專用,但也沒有被張文中等人私分、揮霍或藏匿,并且在物美集團財務賬目上一直將其列為“應付人民政府款項”,也即是說這筆錢沒有用于個人消費,明確記錄在公司財務賬目上,將來到期后是要還的,不存在給國家財產造成損失的問題。

通過以上三點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的張文中構成詐騙罪的法律邏輯,根本經不起推敲。

【張文中案是一個典型的涉及民刑交叉法律問題的案例】

如今,雖然已經改判,但有些損失是無可挽回的,比如,自張文中被逮捕從物美集團離職后,旋即令物美此前的擴張步伐戛然而止,直接導致公司業績遭到重創。而且,如張文中所說,它不是“個案”,為減少或避免“重蹈覆轍”,該案值得深入探討,并引以為戒。

為什么在這個案件中,一審、二審法院與再審法院對同一事實的認定,一個認為構成詐騙罪,而另一個卻不認為構成詐騙罪?面對這兩個截然相反的結果,我們暫且不對其中是否存在人為干擾因素做評判,僅討論一下案情中涉及的法律問題,具體來講,我們可以從“民刑交叉”的角度著手進行分析。

“民刑交叉”簡單來說就是指案件因素(或主體)同時涉及民事、刑事案件的情況。民刑交叉案件的表現形式可以總結為,民事因素刑事化或刑事因素民事化。作為司法實務中一個長期存在的難點問題,由于受立法的影響以及對相關司法解釋理解的差異,各地法院對“民刑交叉”案件處理不盡相同,有的法院采取“先刑后民”原則,而有的法院則采取“刑民并立”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同案不同判現象的出現。張文中案所涉的詐騙罪案件就是一個典型的民刑交叉法律問題。

最高人民法院在說明改判理由時提到,“物美集團作為民營企業符合國家申報國債技改項目條件,原判認定物美集團不具備申報主體資格與當時的政策不符。1999年國家有關部門雖然將國家重點技術改造項目主要投向國有企業,但并沒有明確禁止民營企業申報。2002年物美集團申報國債技改項目時,國家對民營企業的政策已經發生變化,國債技改貼息政策也已有所調整,物美集團申報的物流項目和信息化項目符合國債技改貼息資金支持的項目范圍。雖然,物美集團在距申報截止時間比較緊的情況下,為了申報方便快捷而以誠通公司下屬企業名義進行申報,程序上不規范,但物美集團始終是以自己企業的真實名稱進行申報,并未使審批機關對其企業性質產生錯誤認識。”

上述最高院給出的理由中提到的國債技改貼息政策是《國家重點技術改造項目國債專項資金管理辦法》。一審、二審法院在審理案件時,以這樣的一個管理辦法作為判斷標準去衡量行為人的行為是否符合刑事犯罪的構成標準,可以說是完全混淆了行為人民事行為與刑事行為的邊界,是一種典型的將民事因素刑事化的審判思路,混淆了民事欺詐行為與刑事詐騙行為的界定標準。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先刑后民”觀念一直客觀存在】

在我國審理民刑交叉案件時,“先刑后民”觀念一直客觀存在。雖然無論刑事訴訟法還是民事訴訟法都沒有所謂“先刑后民”原則的明確規定,但“先刑后民”卻依然作為一項“原則”在司法實踐和人們的認識中牢固存在。之所以如此,與人們認為刑事問題或糾紛的處理較之民事問題或糾紛的處理更為重要有關,也與刑事審判權實際存在的廣泛性或超限性、擴張性等其他一些因素有關。

“先刑后民”觀念的存在,嚴重損害了前置性法的權威性。

法院審理案件原本應該是中立的、獨立的,可在我國,法院依法獨立審判常遭受一些包括來自黨政部門的“外來”干預,導致了一種結果,人們形象地稱之為“公安做飯,檢察送飯,法院吃飯”。正如張文中案,公安機關一開始便將案件作為涉嫌詐騙罪立案,“入刑容易出刑難”,事實上案件錯誤的種子此時已經埋下。

該案中的刑事法律關系從何而來?它是由一般民事法律關系、行政法律關系產生、轉化而來。

正如最高院所說,“物美集團在申報國債技改項目和使用國債技改貼息資金方面雖然存在一些不規范的行為,但原審被告人張文中等并無騙取國債貼息資金的故意和行為,不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

從公安機關到檢察院再到一審、二審法院,面對行為人的“一些不規范的行為”就可以將相應的處罰上升到刑罰的高度,讓人難免感到細思極恐。正如唐稷堯老師所說,縱觀近20年我國經濟犯罪的態勢,我們發現一個值得探究的事實,一邊是不斷擴大的犯罪圈和增加的刑罰量,另一邊卻是日益高漲的經濟犯罪浪潮。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執法機關,歷來秉承“刑法萬能論”,以這樣的思維去處理本應由民事法律規范或行政法律規范調整的社會行為。

【刑法的謙抑原則應得到更多尊重】

謙抑原則,刑法學術語。又稱必要性原則,是定罪的基本原則之一。所謂刑法的謙抑原則,是指用最少量的刑罰取得最大的刑罰效果。它是指立法機關只有在該規范確屬必不可少——沒有可以代替刑罰的其他適當方法存在的條件下,才能將某種違反法律秩序的行為設定成犯罪行為。

在我們的司法實踐中,這一原則尚未能得到應有的重視。

涉及民刑交叉的案件一般都以經濟犯罪的形式出現,在分析經濟犯罪的民刑交叉問題時,必須堅持刑法的謙抑性原則。由于在社會日常經濟活動中,行為人的逐利活動與越軌行為之間的邊界比傳統犯罪要模糊得多,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執法機關以“刑法萬能論”、“刑為民先”的思想指導具體的案件辦理,拋棄刑法的謙抑性原則,那么很容易就會陷入“入刑容易出刑難的怪圈”,以至于最后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走,最終導致冤假錯案的出現。

物美集團張文中案的教訓再一次警示我們,在適用某一法律規范對行為人的所作所為進行評判時,應該是在民事法律規范、行政法律規范不足以對該行為進行約束處罰時,才能動用刑罰。

【在現有法律標準下,融資難極易導致民營企業觸碰刑法“雷區”】

從案件事實角度分析,張文中案還揭示了一個現實:民營企業融資難,而這一困境是導致案發的一個根源性原因。在法律邊界不是那么清晰的前提下,民營企業家為解決融資難題,往往很容易觸碰到刑法的另一個“雷區”,那就是非法集資犯罪。

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通過了《關于審理非法集資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定義作出重大修改,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為非法集資犯罪的基礎罪名,集資詐騙罪為非法集資犯罪的加重罪名,該兩項罪名與擅自發行股票罪、債券罪、非法經營罪、擅自設立金融機構罪等特別罪名、上游罪名共5個罪名一起,共同構建了我國非法集資犯罪的打擊范圍,而且規定向社會公眾吸收存款的行為同時具備違法性、社會性、公開性和利誘性的特征,即構成非法集資犯罪。

從民刑交叉的角度來分析集資行為,第一層法律關系是一種涉眾型民間借貸法律關系。合法的民間借貸和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為基礎罪名的非法集資犯罪在行為特征上具有高度相似性,均是發生在一般非金融機構民事主體之間的融資行為。因此,第二層法律關系是基于涉眾型民間借貸,對國家金融秩序造成破壞而上升為刑事法律關系。從現有司法解釋規定來看,涉眾型民間借貸行為與非法集資犯罪在構成要件上并無區別。只要民間借貸行為在數額標準上達到了法定的個人非法吸收“20萬以上或30人以上或造成損失10萬元以上”,或單位非法吸收“100萬元以上或150人以上或造成損失50萬元以上”,即應當追究刑事責任。

按照上述標準,在眼下民間資本大潮涌動的背景下,是非常容易達到刑事犯罪標準的,可以說在這樣一個標準面前,只要民營企業家利用了涉眾型民間借貸這種方式融資,就極易構成犯罪,想“全身而退”幾乎不可能。

這就使民營企業陷入了一方面融資難、另一方面自行融資又極易構犯罪的兩難。

正如2015年爆發的河北“卓達非法集資案”,卓達的總裁所說的那段話,“要么我就啥也不干,沒錢,我要干,要發展民族工業,我就得融資。借錢沒有什么毛病,一個愿意借,一個愿意給,我們有約定,這就是民間融資。無論從事實上還是法律法規上,我們這就是民間融資,其中包括眾籌,包括P2P,包括了創新,包括了向個人借錢,企業要發展,有這么個契約,你擠兌的時候我應該怎么對待你,我會負責任的,你的錢跑不了,我會給你的,你該得的利益我都會滿足你,我不會失約。”

【法律本身的不確定性,是司法實務中民間借貸等行為泛罪化的重要原因】

卓達公司總裁的觀點在民營企業家群體中具備相當的代表性。事實上,不管是“吳英集資詐騙案”,還是“孫大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被告人都主張自己的行為屬于民間借貸行為。

民營企業家不是法律專家,他們對法律的認識,也代表著很大一部分普通大眾的觀點。

在“孫大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中,一位出借人在接受采訪時說,“這些錢都是孫大午開給我們的工資積攢下來的,我們再借給他發展生產,有什么錯呢?”但案發地某銀行的負責人卻表示,“大午集團的集資令大午集團所在地附近的幾個營業網點幾乎吸收不到存款,對當地信用社造成很大沖擊,擾亂了金融秩序。”

出借人、借款人、銀行,這三方對于同一行為是否構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有著各自的看法。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先拋開學歷、專業、知識水平等個人因素不說,法律本身存在巨大缺陷,是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

對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中所指的“存款”,我們目前的法律中并沒有對其概念作出直接規定。在《刑法》中對于什么是“存款”、什么是“存款行為”未給出明確規定,《商業銀行法》也沒有對“存款”給出解釋。這就極易使社會普通大眾在進行涉眾型民間借貸行為時,對自己行為是否觸犯刑法,無法作出準確判斷,這正是司法實務中民間借貸行為泛罪化的重要原因。

從2009年震驚全國的“吳英案”涉案金額3.89億,受害人11人,到六年后2015年爆發的“e租寶案”所涉金額已達到500億,受害人在90萬人左右,再到最近一兩年鬧得沸沸揚揚的P2P網貸平臺等一系列案件。由這些案例我們可以看出,涉民間借貸的犯罪在最近這些年出現了井噴式爆發的勢頭。

那么,這種勢頭的出現全都是因為行為人自身對財富的貪婪造成的嗎?很顯然并不完全是。某種意義上,逐利是人的本性,而逐利的具體行為是否合法應當由法律給予明確規定。法的確定性是立法的基本原則,只有立法明確,社會大眾才能夠對自己行為的法律后果作出明確預判,在有預判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對自己的行為進行有效約束。顯然,一旦刑法對于民間借貸犯罪構成要素的解釋模糊不清,企業融資時就難免有些無所適從,客觀上也導致了并非出于主觀故意而觸犯刑法現象的發生。

邊界不明確,也使得有關部門在打擊民間借貸犯罪活動時出現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效果,只能“治標”而不能“治本”,面對層出不窮、花樣翻新的民間借貸行為,甚至有些力不從心。

如今,社會上有一種“泛罪化”思維,即凡是對社會構成危害、引發了民眾不滿的行為,都主張給予刑事處罰。

立法不夠完善,部門法的相對滯后,是造成“泛罪化”現象的重要原因。比如,我國對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發展證券市場,在股份制企業的進入和退出機制都還未制定完備的情況下,1997年《刑法》修訂時就匆忙將證券從業人員的相關行為納入了刑法的調整范圍,而《證券法》直到1998年才出臺。另外,關于非法期貨類犯罪1999年《刑法》修訂時就已經將其納入《刑法》的調整范圍,但時至今日期貨交易的基本大法《期貨法》尚未出臺。

循此思路,減少經濟犯罪、避免民刑交叉類案件的“泛罪化”處理,主要還在于構建更加完備的法律體系和更加健康的經濟秩序。

關于這一點,北大法學院陳興良教授的觀點很有代表性。縱觀中西方刑罰制度發展變化的歷史進程,刑罰都是沿著由重到輕這一路徑不斷向前發展的。在談到刑罰輕緩化問題時,陳興良教授表示,非法集資、金融票據詐騙、信用證詐騙等金融犯罪與虛開增值稅發票等發票犯罪、稅收犯罪等那些保留死刑的經濟犯罪,其發生和金融管理秩序的混亂、稅收管理體制缺陷存在極大的關系,主要應當通過加強社會經濟管理、增補漏洞來防止這些犯罪的發生,而不能簡單施以重型乃至死刑作為管理不善的補償,事實上如果金融管理和稅收管理的正常秩序沒有建立,犯罪就不可避免,死刑也無濟于事。

一個負責任的立法、執法機構,對普通社會大眾有教誨、告誡、反復叮嚀的義務。立法機關事前沒有通過相關領域確立的基本法律,未曾告知百姓何可為、何不可為,然后執法機構就突然將某種行為直接上升為犯罪,對普通百姓施以刑罰,這明顯違背了法律的明確性原則。對于普通大眾而言無異于“不教而誅”。

【民刑交叉是一個古老陳舊而又歷久彌新的話題】

目前,在我國經濟犯罪領域民刑交叉法律問題之所以如此突出,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刑法萬能論”、“先刑后民”這些思想指導下的刑法“急功近利”,越俎代庖地去調整本應屬于民事法律范疇、行政法律范疇的一系列法律關系。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經濟失范行為還會大量增加,不管是立法者還是執法者都應該嚴格遵守刑法的謙抑性原則,不應急于用刑法來規制經濟領域出現的問題。

楊興培老師在《刑民交叉案件法理分析的邏輯進路》一文中寫到:今天中國社會的刑事案件如此多發,不知道與我們目前司法觀念喜歡擴大刑事管轄領域有多少關系?不知是否與我們國家刑事權力沒有遵循內斂、自省和節儉的刑法觀有多少關系?不知是否與從古至今“刑法萬能”的觀念沒有得到徹底清算有多少關系?我們應當看到這一類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在司法實踐中占有的比率,為什么會經常發生本屬于民事法律可以解決的問題一定要提升到刑法層面加以解決呢?

這一系列的發問,值得社會各界思考。

在這里需要特別說明一下,可能是因為楊興培老師是專門研究刑法的專家學者,所以在談到同一案件不同法律關系交叉問題時會將“刑”列在前面,叫做刑民交叉。而我本人出于多年來處理民事案件的習慣更喜歡將“民”放在前面,叫做民刑交叉。這也是本人一直以來,在處理刑事案件中,堅持“先民后刑”原則的一個體現。任何一個涉及經濟犯罪的案件,先考慮其中的民事法律關系因素,如民事法律規范無法解決,再去考慮刑事法律規范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在辦理案件中的“先刑后民”思想對自己的干擾,才能更好地從無罪或罪輕的角度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律師辯護的幫助。

【律師應擯棄“刑法萬能論”思想,嚴格遵循刑法的謙抑原則,提升自身職業素養】

面對民刑交叉類案件,律師該如何作為?

首先,應該擯棄“刑法萬能論”、“先刑后民”思想,嚴格遵循刑法的謙抑原則,并不斷提升自身職業素養。別動不動就攛掇當事人報案,動不動就把一個民事案件給人整成了刑事案件。

其次,在涉刑案件的辯護過程中,律師肯定是要嚴格按照相關的案件證據,該做無罪辯護的做無罪辯護,該做罪輕辯護的做罪輕辯護。

再者,自我提升職業道德。執業這么些年,我自身有一個體會或者說感悟就是,律師想在刑事辯護領域成為執牛耳者,最關鍵的是要做到兩個字“膽識”,其中,不畏艱險,敢于抗爭,謂之膽;旁征博引,引經據典,謂之識。膽識,是每一個優秀刑辯律師應當具備的基本素養,同時也是至高追求。而能把這兩個字演繹到極致,那么必定能在自己的職業領域有一番作為。

勿忘初心,繼續前進。在法治中國建設路上,我們都是追夢人。當前,中國的法治事業建設正朝著國家治理法治化的道路不斷前進,有成效,也有曲折,“把民事糾紛當成刑事案件來處理”的趨勢有好轉,但尚未根本改觀。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面對經濟發展處在轉方式調結構的緊要關口和爬坡過坎的攻堅期帶來的歷史挑戰,更需要所有法律工作者“以堅如磐石的信心、只爭朝夕的勁頭、堅韌不拔的毅力,一步一個腳印把這項偉大事業推向前進。”正如張文中堅信的,我們也應該堅信,只要心中有春天,人生就充滿陽光,只要我們不懈奮斗,終有一天會“讓法治的陽光灑滿每一個角落”。

【律師簡介】

孫濤律師,北京葆涵律師事務所律師,中央電視臺12頻道《法律講堂》主講嘉賓。2007年進入律師行業,主要業務領域為刑事辯護及房產案件。參與辦理的刑事案件涉及金融犯罪、貪污、瀆職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危害稅收征管犯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犯罪、故意殺人罪、販賣、運輸毒品罪、侵犯財產罪等刑事案件。房產業務領域撰寫發表的主要文章《律師寫給購房人的七個忠告》、《二手房買賣合同之孫濤律師三十六條》。多年來孫濤律師一直秉承辦事嚴謹、遵守信用、注重效率的原則,具有良好的律師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并被中央電視臺、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北京廣播電臺、網易、人民網、鳳凰網、第一財經日報、北京晚報等諸多媒體聘為嘉賓或撰稿人, 為大家提供專業的法律幫助(更多專業文章可瀏覽孫濤律師的博客@“孫濤律師的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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